1.在传达贯彻上级关于国资监管的重大决策部署时，仅停留在文件表面传达，未深入剖析政策出台的背景、目标及深远意义。解读方式单一，缺乏结合本市国资国企实际情况的深度阐释，导致部分国企在政策执行过程中，由于理解偏差而出现落实不到位的情况，一些改革举措推进缓慢，无法达到预期效果，阻碍了全市国资国企整体发展步伐。

2.在研究国资国企重大事项的讨论会议中，讨论氛围不够活跃，部分领导主导发言时间过长，留给其他成员充分表达意见的机会有限。对于一些基于不同视角提出的建设性意见，未能进行深入探讨和分析，简单地以多数意见为主导做出决策，忽略了少数意见中可能蕴含的创新思路和潜在价值，使得决策缺乏全面性和科学性，增加了决策在后续执行过程中的风险和不确定性。

3.对市属国企在政治纪律执行方面的监督检查工作浮于表面，检查流程和标准不够细化，缺乏系统性和针对性。检查方式多依赖于企业自查报告和简单的文件审查，很少深入企业内部进行实地调研和随机抽查，导致一些国企存在的政治纪律贯彻落实不到位问题，如党组织会议记录不规范、党员干部政治学习走过场等，未能及时被发现和纠正，影响了国企内部的政治生态和工作效能。

4.在推动国企之间的合作整合过程中，缺乏从全市国资大局统筹规划的高度和深度。没有充分考虑各企业的资源优势、产业互补性以及战略发展方向，导致合作整合方案缺乏科学性和可行性。个别国企过于关注自身利益，在合作中存在推诿扯皮、不愿共享资源的现象，使得合作项目进展缓慢，无法实现预期的协同效应和资源优化配置，不利于全市国资国企整体竞争力的提升。

5.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经济政治形势，对其给国资国企带来的潜在政治风险缺乏敏锐的洞察力和深入的研究分析。没有建立专门的研究团队或聘请专业机构对宏观形势进行跟踪分析，也未制定相应的风险预警机制和应对预案。当国际政策调整、贸易摩擦加剧等情况发生时，无法及时为市属国企提供有效的指导和应对策略，使国企在面对外部冲击时处于被动地位，增加了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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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对国资系统内的意识形态工作重视程度不够，没有将其纳入年度重点工作进行系统谋划和全面部署。在制定工作计划和目标时，很少提及意识形态工作的相关内容，缺乏明确的工作思路和具体的工作措施。没有建立健全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对各级领导干部在意识形态工作中的职责划分不够明确，导致工作落实不到位，存在意识形态工作无人抓、无人管的现象。

22.对国企员工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不当言论，缺乏有效的监测和管理机制。未能及时发现员工发布的涉及诋毁国企形象、传播错误价值观等不良信息，也没有及时采取措施进行规范和引导。这些不当言论在网络上传播后，不仅对国企的形象和声誉造成了负面影响，也容易在国资系统内引发思想混乱，影响员工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23.在宣传国资国企改革发展成果方面，方式方法较为传统，主要依赖于报纸、杂志、内部文件等传统媒体，对新媒体平台的运用不够充分。宣传内容缺乏创意和吸引力，多为工作总结和数据罗列，无法生动形象地展示国资国企改革发展的成就和亮点。在宣传渠道上，没有形成多元化的传播格局，覆盖面较窄，无法有效吸引社会公众的关注，不利于提升国资国企的社会形象和影响力。

24.对国资系统的舆情监测和应对机制还不够完善，缺乏专业的舆情监测人员和先进的监测技术手段。无法及时、准确地掌握社会公众对国资国企的舆论动态和评价，对一些负面舆情的发现和预警存在滞后性。在舆情应对过程中，缺乏有效的应对策略和沟通技巧，反应迟缓，措施不力，导致负面舆情不断发酵，给国资国企带来了较大的舆论压力和形象损害。

25.在制定国资监管政策和推动国企发展时，对意识形态因素的考虑不够充分，缺乏前瞻性和战略性思维。没有充分认识到意识形态工作对国资国企改革发展的重要引领作用，在政策制定和项目决策过程中，没有将意识形态工作与企业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等有机结合起来。忽视了企业文化建设和价值观塑造对企业发展的重要性，导致一些国企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思想滑坡、价值观扭曲等问题，影响了企业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