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也是世界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粮食安全是我国实现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保障粮食安全，确保中国人的饭碗要始终牢牢地掌握在中国人自己的手上，是我国实现稳定发展的头等大事。从2004至今，我国已经连续17年将粮食问题作为中央一号文件的主要内容，先后提出了“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新粮食安全观，确立了“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粮食安全战略，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粮食安全之路。我国粮食生产已连续16年保持增产丰收，国民口粮安全有绝对保障，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居民消费水平提高，食物需求结构优化升级，对食物更强调质量和品种。由于我国耕地、水资源不足的刚性限制，在保障口粮绝对安全、谷物基本自给自足的前提下，短期或中长期不能满足我国所有粮食品种的需求，必须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

一、国内外粮食供给现状

（一）国内粮食供给现状

1.粮食总产量持续增长，粮食单产水平不断提升

从我国改革开放至今，粮食的总产量几乎一直趋于递增状态。从1978年的30476．5万吨增加到2019年的66384．3万吨，期间有部分年份出现粮食总产量波动的情况，主要原因是2000年以来，我国加入WTO，一方面刺激我国对外进口粮食，另一方面，随着我国经济对外开放，市场经济逐渐放活，不仅工业基地逐渐占据了农业耕地，农户也有机会外出务工，降低了种地的积极性。但是到2004年之后，我国取消粮食税，以工促农，以工业反哺农业，提高了农户种地的积极性，整体上提高了粮食产量。从1978—2019年我国的水稻、小麦的产量居于平稳，水稻从1978年的13693．2万吨增加到2019年的20961．4万吨，期间2017年是当前水稻最高产量年，为21267．59万吨，年增长率为3．7%。小麦从1978年的5384．1万吨，增长到2019年的13359．6万吨，期间2019年为最高产量年，年增长率为6．1%。在三种主要粮食作物中，玉米的增量最大，从1978年5594．5万吨增长到2019年26077．9万吨，年增长率为11．4%，主要原因是随着我国居民生活水平提高，肉类食物占比逐渐提高，玉米作为重要的饲料粮，需求量也相应提高。

我国粮食的单产一直处于上升的趋势，从1978年的2527．3公斤/公顷，增加到2018年的5621．2公斤/公顷，年增长率为5．6%。其中水稻的单产量一直最高，从1978年的3978．1公斤/公顷增长到7026．6公斤/公顷，小麦、玉米的单产也逐渐上升，小麦从1844．9公斤/公顷上升到5416．6公斤/公顷，玉米从2802．7公斤/公顷上升到6104．3公斤/公顷。

---此处隐藏11320字，下载后查看---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多为发展中国家，经济相对落后，但是人力资本、耕地资本占据比较优势。近年来我国农业种植成本中，人力资本成本、耕地资本成本迅速上涨，导致我国种植的效益低，但是越南、俄罗斯、巴基斯坦等沿线国家相比我国，人力资本成本约为我国的1/3，耕地资源却是我国的9～25倍。其次我国与沿线国家有良好政治外交及基础设施优势。如我国与俄罗斯政治交往为历史最好时期，由于农业合作要利用东道国耕地的特殊性，具有政治敏锐性，必须要有良好的政治基础，同时，从2013年我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为了带动沿线国家发展起来，我国积极投入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包括公路、铁路等，粮食、农产品具有重量大、低附加值、不易储藏的特性，因此可以利用已有的基础设施，将投资合作之后的农产品运回我国或者其他国家销售。

3.开拓“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业技术需求合作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成员主要是发展中国家，但沿线国家农业技术水平大多较为落后，对先进农业技术存在迫切的需求。中国在农业领域具有较强的研发和竞争优势，具备资金、技术和人才，因此，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农业交流与合作空间广阔。我国要针对“一带一路”沿线各个国家的实际情况，通过签订农业技术合作项目、建立现代农业示范基地和农业技术示范中心、派遣农业专家、开展农业职业教育和技术培训等多种方式，开展农业技术援助与合作，将中国农业的发展经验和先进技术装备推广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帮助其提升农业科技水平、改善农田水利设施和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这不仅有利于解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粮食安全和农民增收问题，还能够扩大其农产品出口，增加全球供给，有利于我国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4.开拓我国国际贸易规则制定发言权

参与国际农产品贸易规则制定，争取更大的国际市场话语权，除了立足于国内的现实条件和既有的国际贸易规则体系，通过“筑高墙”“强筋骨”等多种方式来促进中国农产品贸易发展之外，作为农产品贸易大国，未来中国应当更加积极参与国际农产品贸易规则、农业标准的制定，以及动植物疫病防控、生物安全、生物质能源、气候变化等方面的国际谈判与协作，争取更大的国际规则和国际市场话语权。一方面，今后中国国内政策的制定需要越来越多地考虑与国际规则接轨；另一方面，中国需要积极主动地开展区域和双边贸易谈判及国际规则的讨论和制定，争取更大的农业生产国内支持的政策空间。同时，基于农产品进口不断增加的现实趋势，我国在贸易领域关注的重点也需由反对贸易保护和国内支持措施、增加市场准入等角度，拓展到促进建立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贸易规则、反对粮食禁运和粮食出口限制、建立地区和国家间协作机制等议题，积极争取对我国有利的贸易制度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