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至今，中央和国家层面围绕乡村振兴“产业发展、环境整治、乡风文明建设、乡村治理”等方面，陆续出台《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做好“三农”工作的若干意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等一系列政策文件，形成乡村振兴较完备的政策体系和制度框架。在此过程中，我国农业农村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2020年11月，xx省顺利完成脱贫攻坚工作，在2021—2025年过渡期内，增强乡村发展自觉与自信，激发乡村发展活力，提升乡村内生发展动力，是全面推进xx省乡村振兴的必要举措。

2．理论基础

结构功能理论起源于经典社会学家奥古斯特·孔德、赫伯特·斯宾塞等学者。法国社会学者奥古斯特·孔德（AugustComte）将社会学划分为“社会静力学”和“社会动力学”，认为“社会动力学”从属于“社会静力学”。“社会静力学”注重研究社会基本秩序和社会结构间的相互关系。“社会动力学”从动态角度分析人类社会发展的变迁和进化。英国社会学家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Spencer）在《社会学原理》中提出“社会有机体”的论断，认为社会和生物有机体一样，具有结构性、功能性和相互依赖性，社会进步首先来自社会结构的变化，这些思想对后续结构功能主义的系统论产生重要影响[1]。现代结构功能主义代表学者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Parsons）在《社会系统》中提出，将行动系统分为“社会系统、人格系统、文化系统和行为有机体系统”，认为四种系统分别具有适应功能（adaptation）、目标获取功能（goalattainment）、整合功能（integration）和模式维持功能（latency），强调从行动系统的内部和各子系统之间的关系论述功能问题。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Giddens）在《社会的构成》中提出“结构二重性”原理，认为结构一方面是人类行动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是人类行动的中介。在社会实践中，结构实现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对个体的行动既是一种制约，同时也具有能动特征[1]。同时，结构功能理论也有诸多不足。孔德、斯宾塞认为社会动力学发展的“规律”总体建立在唯心主义基础上，忽略了客观环境等引起的社会发展和变迁。帕森斯的结构功能理论侧重社会和谐和均衡，忽略社会冲突和变迁。吉登斯侧重从个人行动角度，即从微观角度分析社会整合和系统整合，忽略从宏观国家视角和中观地区视角思考社会结构和整合。

文章结合xx省乡村振兴实践，从社会静力学角度分析，城乡和区域发展不充分、不平衡问题如何解决，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阶段，如何促进xx省城乡结构进一步融合、农村发展进一步振兴？从社会动力学角度出发，结合政策变化、文化嬗变等因素，分析xx省在乡村振兴中的发展优势和面临的困境，致力于引导xx省“十五五”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基础上，促进“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村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为实现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目标贡献理论增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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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加强农业经营大户职业教育。xx省河西地区农业经营大户较多，该地区地广人稀，人均耕地面积较多。

该地区农民依托农民合作社等，可以较好地应用现代农业科技并创造较高的农业收益。针对经营大户，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践中，应着力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加强农民职业教育，提高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运用现代农业科技的能力，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完善农业经营大户和小农户的利益联结机制。

3）减少农民工群体的后顾之忧。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

有效衔接阶段，要逐步提升农村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水平，并注重维护进城落户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减少农民工群体的后顾之忧，让“进城的住得舒心，留村的留得安心”。

在此过程中，应统筹不同群体的利益，提升服务能力，有效回应不同群体，尤其是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有效协调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确保乡村社会和谐有序，推动乡村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继而实现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