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中国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显著的成就。改革的最初30至40年间，平均年增长率保持在9%以上，成绩斐然。然而，过去十几年来，特别是2010年、2012年之后，发展面临下行压力，且在近几年尤为突出。目前许多政策讨论都与如何应对经济下行压力有关。

在探讨应对之策之前，先简要谈谈当前经济增长放缓现象的成因。在我看来有三方面因素：第一个原因，周期性因素。周期性因素一般与短期变化相关，例如经济危机、出口受阻，或如新冠疫情等突发事件。这些都会对总需求产生影响，进而导致经济增速减缓。我们目前可能仍未完全摆脱疫情冲击的后遗症，地方政府、企业和家户的资产负债表均遭受了一定程度的损害，对当前的经济活动仍产生着影响。

第二个原因，结构性因素。中国经济发展带来许多变化，其中突出的一点是居民收入水平的提升。收入水平上升也意味着成本的上升，再结合其他许多因素的变化，使得产业结构必须进行相应的调整。过去，中国经济增长多年依赖于劳动密集型、低成本、低附加值的制造业，但如今，低成本优势已不复存在，因此，经济增长除了关注总量和总需求不足的问题外，还需关注结构转型的问题。我们的新能源、人工智能、机器人等新兴产业正蓬勃兴起，展现出巨大的活力，但从总量上看，它们尚不足以支撑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

第三个原因，趋势性因素。过去我们曾认为，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必须保持在8%以上，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增速逐渐降至7%，进而低于6%，我们对此也逐渐接受了。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增长速度的逐渐下降是一种正常现象。但与此同时，我们确实也面临着一些新的挑战，例如总要素生产率并不理想，效率不太高等。这表明我们仍拥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和潜力。

简而言之，我们的经济增长确实面临着下行压力，而压力源自至少三个维度，是周期性因素、结构性因素以及趋势性因素作用的综合结果。

---此处隐藏3469字，下载后查看---

因此，在当前形势下，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宏观政策、行业政策、改革政策三个维度上互相配合。

地方政府的角色如何转型

关于改革政策，在短期内最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提升企业家信心，尤其是民营企业家的信心。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了2025年的工作任务，其中一项是“推动标志性改革举措加快落地”。这一点的重要意义在于，标志性改革举措一旦落地，将能有效提振信心并提升效率，使经济复苏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另一方面则是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关于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众所周知，地方政府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不少学者甚至认为，放权是改革开放初期推动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之一。由于决策权从中央政府转移到地方政府，激发了地方的积极性，提升了工作效率，促使各地官员努力工作，因地制宜做决策，甚至形成了所谓的“GDP锦标赛”，地方间相互竞争以促进经济的发展。然而，我们必须认识到，十八届三中全会和二十届三中全会均重申了改革的最终目标，即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虽然资源配置权限从中央向地方转移是改革进程中的重大进步，但这并非改革的终极目标。未来，我们需要更多地将资源配置的权限交给市场。

因此我认为，在当前地方财政面临诸多挑战和变化的背景下，我们也许可以考虑将地方政府转型作为下一轮经济改革中的一项关键举措。具体而言可以包括三方面：第一，通过央地财政关系重置，解决地方政府长期面临的事权与财权不匹配的问题。第二，地方政府肩负着众多任务，包括招商引资、制定产业政策等，但这些工作必须在其自身的资产负债表预算约束内进行。过去，地方政府大量借款，用的是国家的信用。这当中涉及软预算约束问题，需要逐步去解决。第三，地方政府应将工作重心聚焦于传统政府功能，即提供公共服务、维护公共秩序、建设基础设施，并在条件允许且预算约束明确的前提下，适度进行投资和制定产业政策。

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一些曾经行之有效的措施在达到一定阶段后需要继续推进。过去取得的成就固然辉煌，但未来的发展要求我们不断前行。因此，地方政府的转型或许应成为下一步市场化改革进程中的关键步骤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