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与高收入门槛的挑战

我国目前正处于跨越高收入国家门槛的关键时期，保持中速增长并力争使名义增速高于实际增速，具有重要意义。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了5%的经济增长目标，具有迎难而上、奋发有为的鲜明特色和政策导向。实现该目标虽存在一定难度，但意义重大，因为增速问题对我国当前至关重要。2021年我国已非常接近高收入国家门槛，仅差一两百美元，然而四年过去仍未跨越，差距甚至略有拉大。原因主要有：一是疫情冲击使实际增速受到影响，虽然从国际比较来看，近两年我国实际增速并不低；二是价格低迷，导致名义增速低于实际增速；三是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贬值。

世界银行对高收入国家门槛的划分标准处于动态调整之中。近年来，按照人均现价美元计算，该门槛以每年约4%的速度增长。换言之，若我国人均收入按现价美元计算的年增长率不足4%，则难以跨越该门槛。尽管如此，我们对跨越高收入国家门槛仍充满信心。然而，与四年前相比（当时普遍认为中国跨越该门槛不会有大的问题），当前形势有了变化，我们需警惕相关风险。

近期有些同志将中国当前情况与日本20世纪90年代初相比较，认为二者有相似之处，其实二者处于不同的增长阶段。尽管房地产泡沫破裂对日本经济造成了较大冲击，但日本在90年代初人均收入已超过3万美元，不仅属于发达经济体，且人均收入水平超过美国。同时，日本城乡差距较小，已实现城乡融合发展，其社会保障体系和福利体系也较为完善。而我国目前尚未跨越高收入国家门槛。因此，在当前阶段，我们应特别关注经济增长速度。过去曾强调要避免过高的增长速度，是因为当时中国经济具有较高的增长潜力。如今应特别强调经济增长速度不能过低。在当前时间节点，未来五年应保持中速增长，目标为5%，而4%应作为底线，是不能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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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像过去重视投资那样重视消费

经济增长可以从两个维度分析，一是经济增长的高度，二是经济增长的宽度。经济增长的高度主要体现在通过创新、对外开放和改革等手段提升经济增长效率，推动经济增长空间向上拓展。这些措施旨在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生产效率，从而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经济增长的宽度则指全体社会成员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对现有生产能力产生有效需求。具体而言，将全体社会成员按收入水平分为十组，考察不同群体对生产能力的有效需求程度。经济增长的宽度与教育、社会保障、人力资本建设和社会流动性等因素密切相关。消费不足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与收入差距较大有关，本质上则属于经济增长宽度不足的表现。

近期，我国在创新领域呈现出一些新气象，令人鼓舞。然而，这些创新成果主要体现经济增长的高度。以人工智能和人形机器人为例，其发展可能替代部分现有工作岗位，导致部分人员失业，进而收入减少，有可能使经济增长宽度的问题进一步凸显。因此，我们在分析经济形势时，应明确经济增长高度上的进展，包括创新成果，无法替代经济宽度问题的解决。

有观点指出，中国消费占GDP比重较低的情况并非近期才出现，至少在过去二三十年间一直存在，然而，过去中国经济仍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对此，可从“终端需求”的概念进行解释。在GDP构成中，扣除生产性投资后，消费与非生产性投资（主要包括房地产和基建）之和即为终端需求。过去多年，房地产和基建发展迅速，从国际比较来看，甚至存在一定程度的超前发展。但目前这两者的增长势头回落，特别是房地产大幅回落，消费占GDP比重结构性偏差的短板便凸显出来。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包括价格低迷、名义增长与实际增长的差距、负债过高等，其根源都指向终端需求不足。如果对消费占GDP比重偏低这一结构性偏差问题不加以重视和解决，终端需求难以提升，扩大内需和经济增长速度都将面临严峻挑战。

当前，扩大消费和重视民生问题的内涵可能需要重新调整。这不仅涉及道义或对低收入阶层的关注，更重要和紧迫的是经济增长速度问题。如果忽视这一问题，且不进行重大调整，那么消费占GDP比重偏低的结构性偏差将难以解决。因此，应像过去重视投资那样重视消费。过去经济下行时，通过加大投资推动经济增长，如今则需要将同样的力度和资金投入转向消费领域。下一步应将中国消费水平的结构性偏差调整至正常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