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理性平和中科学论证

翻阅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我们常有这样的体会：《GCD宣言》激情澎湃，《资本论》则深邃宁静。这其中的一个重要缘由在于，《GCD宣言》作为党纲，需要激情以鼓舞工人运动，而《资本论》作为学术论著，则需平和深刻以透视资本主义本质。这在一定程度上折射了政治与学理的差异。党的创新理论带有鲜明的政治立场，对重大事件和重要问题做出明确论断。这种政治性不仅体现在理论内容上，也体现在表达方式与语言风格上。党的创新理论往往表达简明，带有浓烈情感色彩与强烈鼓舞性，以更有效地激发人民群众的热情与动力。

学理化旨在增强政治论断的学术性。一是强化逻辑性。政治论断通常简明扼要，注重结论而将过程缺省或忽略。学理化则以理性严谨的态度，使之逻辑缜密、条理清晰。明确界定核心概念，使用规范学术语言，避免政治论断因场合性表达而产生模糊或歧义，确保在传播与应用中不失真、不变形。二是丰富其内涵。通过整合多学科资源，特别是马克思主义资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及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积极成果，为政治论断提供更为多元的理论支撑。引入理论框架，将政治论断与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理论相结合，为其提供更为坚实的学科基础。运用科学方法与扎实数据，对政治现象进行全面系统的调查分析，为其提供更为可靠的科学依据。三是增强说服力。将政治话语转化为学术话语与大众话语，以富有逻辑且通俗易懂的语言，以平等、平和的态度娓娓道来，增强理论的亲和力与说服力。

处理好学理与政治的关系，需在保持政治立场与方向正确的前提下，实现学术性与政治性的有机结合。学理性需要政治性引导与规范，确保其研究方向与成果符合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是最高政治要求，也是学理化的前提。对党的创新理论进行学理化阐释时，要紧密围绕党的中心任务与战略目标展开研究，确保研究成果能服务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

在去粗取精中升华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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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中国理论正处于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历史交汇点。过去，中国力量较弱、理论发展较晚、处于跟随阶段，我们往往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应用的特殊性、强调中国特色，这在战略与策略上均正确，取得了理论与实践的巨大成功。如今，中国已成为位居全球综合国力前列的国家，成为世界社会主义的中流砥柱，需树立起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当前学理化的任务，不仅是独善其身、阐释中国特色的合理性；更要兼济天下、放眼世界，从中国独特性中提炼普适性理论，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体系化学理化同向同行

党的创新理论的体系化与学理化是同时提出的，标志着理论发展的成熟，也是进一步推进理论创新的要求。体系化与学理化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共同构成了科学理论发展的坚实基础。

体系化与学理化同向同行、相互促进。一方面，体系化促进学理化。体系化即整合链接相关观点、概念、方法等，形成完整、有序、系统的知识体系。体系化要求理论内部各组成部分相互关联、相互支撑，形成有机整体。体系化要求完整性，涵盖该领域的主要方面，避免遗漏与片面性。体系化要求逻辑性，理论内部各要素之间的逻辑关系要清晰严密，符合逻辑规则。这正是学术化的功能所在。另一方面，学理化促进体系化。学理化通过科学的研究方法，对实践经验和认识进行系统整理、归纳总结，形成逻辑性、系统性和条理化的科学理论。以学理化为基础的体系，才是完备的成熟的理论体系。学理化要求深刻性，揭示事物的本质与内在规律，反映事物发展的深层次原因。学理化要求普遍性，能够解释和指导同类事物的发展。学理化的逻辑性、学科性、科学性、普适性，均为体系化的内在要求。

当前，推进党的创新理论，需要体系化、学理化一体两面、同时推进。在体系化上，需从整体上对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进行深入研究，理清各部分内容之间的逻辑、关系与结构。在学理化上，需加强对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的深入研究，揭示其重大论断、重要命题的理论背景与学理依据。运用不同学科的理论与方法进行深入研究，增强理论的科学性与学术性。体系化、学理化相互交融形成合力，构建形成具有内在统一性与科学性的理论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