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战略维度：周边研究的时代价值

强调：“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发展繁荣之基。”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周边区域始终是中华文明秩序构建的重要场域。当前，在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治理体系重构的历史坐标下，周边研究已超越传统学术范畴，成为关乎我国国家安全、发展全局与文明对话的战略性工程。

中国的周边地理范围涵盖东亚、东南亚、南亚、中亚等区域，并与俄罗斯、日本、印度、越南等多个邻国形成地缘交织。研究周边国家的经济动态、文化特征及其与中国的关系，有助于全面把握中国所处的外部环境。当前周边安全呈现复合型特征——既有领土争端、恐怖主义、跨国犯罪等传统威胁，又叠加大国博弈、非传统安全风险溢出等新挑战，中国与世界其他大国的利益交织点，集中体现在陆地边界管控、东海权益维护及南海规则构建等议题。深化周边研究，有助于精准研判安全风险，制定差异化应对策略，维护国家主权与发展利益。

有助于提升国家软实力，塑造良好国家形象。公共外交的成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周边国家国情认知的深度。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需以对象国语言互通为基础，教育合作需契合对象国的教育体制，媒体传播需把握对象国社会思潮的演变规律。只有深入了解周边国家，才能构建“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才能更加精准地开展公共外交，把“我们想讲的”变成“受众想听的”。只有加强民心相通，塑造周边国家对华正确认知，才能讲好与周边国家友好交往的故事，将“中国主张”转化为“区域共识”。例如，我国在推进“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机制中，结合当地对水资源和民生项目的实际需求设计传播内容；在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时，结合当地能源项目和本土化就业方案产生民生效益，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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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体系支撑：周边研究的路径创新

周边研究是对周边区域国家的整体研究，包括对其国家发展道路的选择与实践、经济文化以及国民性的整体解释。随着全球秩序变局、周边关系变动和中国自身改革发展进程的深度联动，大力推进周边研究，既可为中国应对全球变局做好准备，也可推动各国自主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

开展周边研究应统筹好三对关系。一是个体和整体的统一。国别研究是周边研究的基础。我们既要对周边各国开展个体研究，也要把中国及周边各国置于全球视野下开展整体研究。既要关注东亚、东南亚、南亚、中亚等周边区域的国家，也要对距离较远但对周边区域国家的发展及其与中国关系有着重大影响的国家开展研究。二是特性和共性的统一。中国与周边国家水土不同、利益各异、文化多样，既要抓住周边国家的国内经济、社会文化、宗教民俗等独特之处开展个性研究，也要找准与周边国家国土相接、利益相关、文化相融的内在联系，探寻彼此的共性。三是双边和多边的统一。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双边关系研究已经取得成果的基础上，应开展多边主义研究，以研究事实支撑中国坚持多边主义道路的正确性。

开展周边研究应着力于“共同性”。一是梳理共同历史。中国与周边国家千百年来、经济、文化交往不绝，书写了无数共同的历史记忆。例如，深化对古代丝绸之路等共同历史记忆的研究，有助于周边国家理解“一带一路”倡议的历史逻辑，增强参与共建的认同感，推动倡议行稳致远。二是凝聚共同意识。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中国梦与周边国家发展愿景对接，探索符合共同利益的现代化路径，构建求同存异、互信互利的命运共同体意识。三是寻求共同利益。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需超越单一国家研究，开展超国家、跨学科的综合性分析，聚焦战略互信、地区安全、人文交流、经济合作等领域，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维护区域稳定繁荣提供智力支撑。

开展周边研究应加强自身建设。我国的周边研究亟须站在自觉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高度，从学科体系、资源保障、评价机制三方面提升研究水平。一是创新研究范式，构建“基础—应用”贯通的研究体系。对体制、社会结构等基础性议题，在开展长时段考察分析的基础上，加强研究的时事导向；对“一带一路”建设、区域合作机制等应用性议题，在强化政策模拟、风险评估等工具性研究的基础上，更大程度结合国情进行综合性分析。二是优化研究保障，夯实“田野—智库”联动的研究基础。在田野调查层面，重点支持长期追踪研究项目，并配套小语种人才驻外研究制度；在智库建设层面，推动高校区域研究机构与外交部、发改委等部门建立数据共享平台。三是改革评价机制，塑造“包容—自主”的研究生态。建立周边研究专项评估体系，构建均衡的区域研究图谱。同时，鼓励学者用“原创概念”开展知识生产，构建周边研究的自主知识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