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政治理论学习深度和持续性不足。当前领导班子在政治理论学习安排上，主要集中在集体学习阶段，依赖组织集中学习的时间开展学习活动。这种依赖使得班子成员自主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大打折扣，缺乏主动探索知识、深入研究理论的内在动力。例如，在学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时，只是机械地跟随集体学习流程，阅读文件、听取讲解，却没有深入探究理论背后的哲学逻辑，没有思考这些理论如何在实际工作中落地生根，发挥指导实践的作用。这就导致在面对复杂的政治问题时，难以从理论的高度找到有效的解决思路。比如在处理涉及群众利益的政策调整问题时，由于缺乏对政治理论的深度理解，无法准确把握政策调整与维护群众利益之间的平衡关系，导致政策执行效果不佳。

2.贯彻政治纪律存在形式主义。在日常工作场景中，领导班子在公开场合反复强调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重要性，将其作为会议重点内容和工作要求传达，但在实际执行层面却存在严重的形式主义。当内部讨论中出现不当政治言论时，往往只是简单提醒，没有按照相应纪律要求进行严肃处理。例如，在一次部门内部研讨会上，有成员发表了对某项政策的不当负面评价，这种行为不仅影响了团队的政治氛围，还可能误导其他成员对政策的理解，但领导班子只是口头制止，没有深入调查和纠正，使得政治纪律的严肃性受到损害，没有真正将政治纪律融入到每一个工作环节和细节中。

3.对政治形势的研判能力欠缺。当今国际国内政治形势复杂多变，各种政治因素相互交织、相互影响。领导班子在面对这些快速变化的形势时，缺乏敏锐的洞察力和准确的判断力。在制定本地本单位发展战略时，没有充分考虑国际政治格局变化、国内政策调整等因素对自身发展的影响。例如，在国际市场竞争加剧、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本地一些外向型企业面临巨大压力，但领导班子在制定经济发展规划时，没有及时调整策略，没有充分考虑如何帮助企业应对贸易风险，导致部分企业发展受阻，错失了发展机遇，使得工作部署与政治大局的契合度不高。

4.党内沟通协作存在壁垒。领导班子成员在党内工作的沟通协作上存在明显不足。信息传递不及时，导致工作衔接出现问题。例如，在一项涉及多个部门的党建工作任务中，由于负责部门没有及时将关键信息传达给其他相关成员，导致其他成员对工作进度和要求了解不及时，工作开展滞后。此外，信息传递还存在不全面的问题，一些涉及政治方向和重大决策的关键信息，没有在班子内部充分共享和深入讨论，使得部分成员对整体工作的政治导向理解模糊，影响了工作的协同推进和党的团结统一。在讨论单位未来发展方向的重要会议上，部分成员对相关政治背景和政策导向的信息掌握不全面，导致决策讨论缺乏深度和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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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党内监督存在薄弱环节。在党内监督方面，存在监督主体单一、监督方式落后、监督内容不全面等问题。对党员领导干部的监督主要依赖于上级监督和内部监督，缺乏群众监督和社会监督的有效参与。在监督方式上，多以事后监督为主，缺乏事前和事中监督。例如，在一些重大项目决策过程中，没有对决策过程进行实时监督，只是在项目实施出现问题后才进行调查和处理。同时，对于党员领导干部的思想作风、工作作风等方面的监督不够全面，无法及时发现和纠正问题。

3.对党员干部的教育管理不够严格。在党员干部的教育管理方面，存在教育内容空洞、教育方式单一、教育效果不佳等问题。教育内容往往脱离实际工作和党员干部的思想需求，缺乏针对性和实用性。教育方式主要以集中授课为主，缺乏互动性和吸引力。对党员干部的日常监督和考核不够严格，缺乏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例如，在党员干部的年度考核中，没有将工作业绩、党性修养、纪律遵守等方面进行全面考核，考核结果不能真实反映党员干部的实际表现，导致一些党员干部纪律意识淡薄，工作作风散漫。

4.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履行不力。领导班子在党风廉政建设方面，主体责任意识不够强。对党风廉政建设工作的部署和落实不够到位，没有将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与业务工作同部署、同落实、同考核。对一些违规违纪行为的查处力度不够，存在姑息迁就的现象。例如，对于个别党员干部的轻微违规行为，只是进行口头批评教育，没有按照纪律规定进行严肃处理，没有形成有效的震慑作用，导致一些违规违纪行为时有发生。

5.对民族工作的重视程度不够。领导班子在工作安排中，对民族工作的资源投入相对较少。在制定整体发展战略时，没有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纳入核心位置，没有充分认识到民族工作对单位整体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要性。在制定政策和规划时，没有充分考虑少数民族群体的特殊需求和利益。例如，在制定本地文化发展规划时，没有充分挖掘和保护少数民族文化，没有为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提供足够的政策支持和资金投入，导致少数民族文化在本地文化发展中逐渐边缘化。

6.对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和使用不足。在干部选拔任用过程中，对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和选拔力度不够。缺乏完善的培养机制，没有为少数民族干部提供针对性的培训课程和实践锻炼机会。晋升渠道也不够畅通，导致少数民族干部在领导班子中的占比较低。例如，在单位的中层干部选拔中，没有充分考虑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和发展，使得少数民族干部在参与单位管理和决策中的机会较少，无法充分发挥他们在民族工作中的优势和作用，影响了民族团结工作的深入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