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书记强调：“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迫切需要新一代人工智能等重大创新添薪续力”“发展人工智能，将为我国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在这样的重要历史时期，中国何去何从，不仅关乎当今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人民生活改善，而且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业。面向未来，人工智能技术既要快速发展，同时又要确保持续健康发展。以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时度势，及时作出了一系列关于人工智能健康发展的具有前瞻性的重大决策部署和重要论述，为我国发展人工智能提供了行动指南和根本遵循。我们要把握其中的指示精神和重要原则，抢抓人工智能健康发展的历史性战略机遇。

人工智能是引领本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

关于人工智能技术的重要价值，总书记深刻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这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具有溢出带动性很强的‘头雁’效应”“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们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是推动我国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战略资源”。

从历史来看，人类科技的发展呈现出两个明显规律：一是短期的技术跃升和长期的技术平台期相结合；二是技术跃升往往由若干核心技术成果驱动。

第一条规律描述的是人类文明的发展往往呈现出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实现密集的重大技术飞跃，文明由此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随即就会进入到一个较长时间的相对平稳期，直到下一次技术革命的到来。因此，人类文明的技术进步不是缓慢的线性的，而是阶段性跳跃的。总书记所指出的“这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处于这种阶段性跳跃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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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技术由于其具有广泛适用性和快速扩散性，同时也具有风险全球化与治理分散化的特征，因此，有效治理人工智能不可能由单一国家独立完成。总书记指出：“要加强人工智能国际治理和合作，确保人工智能向善、造福全人类”。

中国在推动人工智能治理方面，已经做了很好的先行尝试，例如，2023年7月率先推出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是全球最早全面监管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政策文件，为推动生成式人工智能向上向善发展提供了细致具体的实施标准。但人工智能的监管和治理还要依靠国际共同合作来解决。这是因为，从根本上说，当前人工智能在开发与传播上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开放性和迅速的扩散性。越来越多的大模型选择了开源模式，这使得研发高性能人工智能变得更加容易，因此，人工智能技术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比以往的技术传播更快，也更容易掌握。二是高收益性，人工智能将极大提高经济社会运行效率、降低各方面成本，促进经济增长。因此，众多企业包括跨国公司、网络巨头等都有较强的意愿采用人工智能技术。三是人工智能是一个国家提升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手段，当前大部分国家都有动机去通过人工智能获得竞争优势。这三个特性相结合，使人工智能的治理成为一种单一国家不能独立完成的任务。比如说，一旦某一国家对人工智能进行区别于他国的较为严苛的治理，那么跨国公司就会迅速将技术转移到他国，导致本国或地区的竞争力受损，以欧洲为例，当前欧洲较为严苛的数据治理环境，使其在人工智能国际竞争中处于相对劣势。

因此，面对人工智能可能产生的众多风险，开展广泛有效的国际治理合作具有必要性。应使人类共同正视人工智能的风险，形成对于人工智能治理的价值共识，并共同采取较为一致的关于人工智能的伦理和法律规范，实现全球范围的协同共治。这类似于人类对于核武器的管控，只有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一整套安全治理机制和监管体系，以及相关问题的磋商和谈判机制，才能有效降低整个世界的风险挑战。

当前，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治理主要困难包括两方面：在价值层面，如何更大程度上形成对高性能人工智能的风险共识；在主体层面，如何形成包括国际组织、国家地区主体、网络巨头、跨国公司、科研教学机构等在内的一个巨大的人工智能治理共同体。前者需要更多的科研机构、学者、媒体、科学家、企业家、政治家的共同的呼吁；后者则需要各主体深入研究、协同合作，形成完整的合作治理机制。

当前正处于人类全面进入通用人工智能时代的关键历史时期，我们要深刻领悟总书记关于推动人工智能健康发展的重要论述，清楚认识到人工智能技术的战略性意义，既要抓住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关键时期，自主掌握关键技术，也要抓住治理引导的关键时期，促进全球治理的国际合作，推动新一代人工智能健康发展，更好造福世界各国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