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年前，1925年12月16日，郭沫若在《洪水》半月刊发表《马克斯进文庙》（马克斯即马克思）一文，让马克思和孔子有了一场跨越时空的相遇和对话。孔子对马克思惊叹：“你这个理想社会和我的大同世界竟是不谋而合。”马克思对孔子感叹：“我不想在两千年前，在远远的东方，已经有了你这样的一个老同志！”郭沫若以历史学家深刻的洞察力和文学家丰富的想象力，生动阐释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度契合性。
100多年来，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我们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推向前进，引领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进入新时代，在长期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的基础上，我们党明确提出并全面系统阐述了“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基本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互契合
1848年2月，《GCD宣言》发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直至1917年的十月革命，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并未得到广泛传播和系统介绍。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919年，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传播成为中国思想界的一个时代潮流，走马克思主义指引的社会主义道路成为那个时代先进分子的共识。1921年7月，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GCD应运而生。
为什么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能得到广泛传播并发生这样大的作用呢？根本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同时，还因为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彼此存在高度的契合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并为中国人民所接受的重要文化基础。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有朴素的社会主义元素。中华民族历来讲求“天下一家”，主张民胞物与、协和万邦、天下大同，憧憬“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美好世界。孙中山曾指出，“考诸历史，我国固素主张社会主义者。井田之制，即均产主义之滥觞；而累世同居，又共产主义之嚆矢。足见我国人民之脑际，久蕴蓄社会主义之精神”。早年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和辛亥革命、1925年加入中国GCD的吴玉章，在谈及自己的思想转变时说：“社会主义书籍中所描绘的人人平等、消灭贫富的远大理想大大地鼓舞了我，使我联想起孙中山先生倡导的三民主义和中国古代世界大同的学说。所有这些东西，在我脑子里交织成一幅未来社会的美丽远景。”1939年4月，哲学家艾思奇在《五四文化运动在今日的意义》中说，“为什么五四文化运动产生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因为中国民族和它的优秀传统中本来早就有着马克思主义的种子。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共产主义，而共产主义社会，曾是中国历史上一切伟大思想家所共有的理想。从老子、墨子、孔子、孟子，以至于孙中山先生，都希望着世界上有‘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能够出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就是以马克思的科学共产主义的理论为滋养料，而从中国民族自己的共产主义的种子中成长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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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结合”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
“两个结合”是总书记文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总书记文化思想的原创性理论贡献。“两个结合”的提出，意义重大。从“一个结合”到“两个结合”，体现了我们党对理论创新规律性认识的不断深化，标志着党的理论创造性、文化主体性、精神独立性实现了新的升华。历史充分证明，“两个结合”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
“两个结合”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途径。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强国的根本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指南，必须随着实践发展而发展，必须中国化才能落地生根、本土化才能深入人心。党之所以能够领导人民完成中国其他各种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根本在于坚持“两个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只有植根中华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这个重大命题本身就决定，我们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决不能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坚守好这个魂和根，是理论创新的基础和前提，理论创新也是为了更好坚守这个魂和根。
“两个结合”是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总书记指出，“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只有立足波澜壮阔的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才能真正理解中国道路的历史必然、文化内涵与独特优势”，“我们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一样？为什么能够生机勃勃、充满活力？关键就在于中国特色。中国特色的关键就在于‘两个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走出来的，也是从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史中走出来的。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两个结合”是必由之路。这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认识。“第二个结合”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了更加宏阔深远的历史纵深，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文化根基，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正是在“两个结合”的指引下，我们成功开辟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赓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而不是消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是从中华大地长出来的现代化，不是照搬照抄其他国家的现代化；是文明更新的结果，不是文明断裂的产物。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民族的旧邦新命，必将推动中华文明重焕荣光。
“第二个结合”，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续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的重大理论创造。总书记指出，“‘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结合”不是“拼盘”，不是简单的“物理反应”，而是深刻的“化学反应”，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第二个结合”的结果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互相成就。“第二个结合”本身就是创新，同时又开启了广阔的理论和实践创新空间，让我们掌握了思想和文化主动，并有力地作用于道路、理论和制度，巩固了我们的文化主体性。“第二个结合”，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表明我们党对中国道路、理论、制度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的自觉性达到了新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