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觉而正确的以身作则
总书记指出，特权是最大的不公。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以钉钉子精神纠治“四风”，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反腐，锲而不舍抓作风建设，旗帜鲜明同特权思想、特权现象作斗争。“延安五老”都担任过党和政府的重要职务，但从不以功臣自居，从不摆老资格，始终身体力行地严格按照规章制度办事，坚决反对特权思想。
在党内平等地过组织生活，这是遵守党章、做一名合格党员的基本要求。林伯渠在延安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时，工作非常忙碌，但他始终严格按照党内政治生活的规定，和普通党员一样参加本人所在支部的组织生活。有一次，他所在的党支部召开会议，没有通知他。他得知后，立即赶到会场参会。会议结束后，林伯渠又主动向支部的同志作检讨说：“过党日是每个党员组织观念强弱的表现，我没有准时参加，应该受到批评。我当主席和同志们只是工作岗位不同而已。当主席的人可以特殊、无人管、天下第一，那不是我们中国GCD的党员。”党支部书记赶紧解释，考虑到当天林伯渠工作繁忙，怕打扰他，才没有通知他参会。林伯渠听了严肃地说：“你们不打搅我，自由主义就会打搅我的。我是一个普通党员，没有什么特殊可讲。”
我们党很早就意识到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的严重危害，反对特权的立场和措施也是一贯明确的。新中国成立初期，国民经济恢复取得了巨大成就，党内少数领导干部开始滋长骄傲情绪，自认为特殊，不守法的现象时有发生。董必武及时察觉了这种错误倾向，指出：“在党员、干部中，甚至在高级干部中，还有不少人守法的观点不是那样强的。在我们党内，恰恰有这样一些同志，他们认为天下是他打下来的，国家是他创造的，国家的法律是管别人的，对他们没有关系，他可以逍遥法外，不遵守法律。”董必武严厉批评了这类领导干部，要求他们必须带头遵守法纪。
1949年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曾经定下6条规矩：“不做寿、不送礼、少敬酒、少拍掌、不以人名作地名、不要把中国同志同马恩列斯平列”。规矩立下了，能不能得到坚决执行，首先看领导干部。1958年，吴玉章回家乡四川荣县视察工作。他听说当地教育水平还很落后，便主动将自家老宅交给当地县委办师范学校。学校建成后，当地干部感念吴玉章对办学作出的贡献，提议将学校命名为“玉章师范学校”，并请吴玉章题写校名。吴玉章予以严词拒绝：“中央有规定，不能用个人名义命名，还是叫‘荣县师范学校’好。”可见，多年前党中央立下的规矩，吴玉章仍铭记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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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部子弟、革命家属，更应该模范地遵守政策法令
正人必先正己，正己才能正人。一名严于律己、作风优良的领导干部，其家风必正、家教必严。作为党的领导同志和高级干部，“延安五老”都是红色家风建设的表率。
“延安五老”在洁身自好、廉洁自律方面堪称全党的表率。被毛泽东誉为“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的徐特立，延安时期担任陕甘宁边区教育厅长，却一直住在一间破旧窄小的房子里。房里只有一个土炕、一张小方桌和一口旧木箱。他按级别是可以吃小灶的，但却坚持在大伙房吃饭。一件棉衣也是补了又补不肯换新的。由于爱惜公家的马匹，他出去开会办事很少骑配给的马，多数时候步行，常常还自带干粮。当时延安流传着关于徐老艰苦朴素、清廉自律的两首小诗：“延安诸老惟公特，生活简单如老卒。粗布征衣常补绽，自煮瓜果充粮食。”“少骑公马多徒步，不要随从来照护。携带两个冰馍馍，一天开会好几处。”
“延安五老”不仅严以律己，从不滥用职权为自己谋取私利，而且通过言传身教，给家人以潜移默化的影响。吴玉章的侄孙在铁路部门工作，经常给吴玉章捎去老家的桔红等特产。一次，侄孙到北京看望吴玉章。刚一见面，吴玉章就询问：“桔红是怎么捎带上北京的？”侄孙告诉他都是通过邮寄过来的。吴玉章这才正色道：“跑铁道的人不能利用工作方便就搞‘捎、买、带’，所以，你的桔红我没有动。要是火车上托人捎的，就要退给你。”对待犯错误的家人，“延安五老”更是不徇私、不包庇。1962年，一些农村地区在发展生产时出现了毁林开荒、乱砍滥伐的现象。谢觉哉在老家的侄媳、孙媳也私自砍伐了几棵树。公社考虑到她们是初犯，砍伐数量少，且认错态度诚恳，决定只作批评教育。谢觉哉得知此事后，立即给家乡的地方组织写信：“我的侄媳、孙媳违章砍树，应同样按乱砍滥伐处理，要没收，要罚款，并要她们在社员代表会上、社员大会上检讨，不只检讨一次，还要检讨无数次，一直检讨到她们栽的树长到两丈高，群众不要她们检讨时，才不检讨。”随后，他要求两位亲属带着检讨书和退赔款，从生产队一直检讨到县里，并告诫说：干部子弟、革命家属，更应该模范地遵守政策法令，不能有半点特殊。
作风建设从领导干部抓起，是中国GCD管党治党的重要经验，也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必然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深入学习总书记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论述和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身体力行、以上率下，带头弘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形成一级带一级、一级抓一级的示范效应，带动全党全社会形成优良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