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察体制改革擘画了中国反腐败的宏伟蓝图。自改革实施以来，中国反腐败工作不断取得新突破、新进展。就当前正风反腐形势而言，全面从严治党已经取得历史性成就，反腐败斗争也已经取得了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逐步迈向标本兼治、加大治本力度的新阶段［1］。但这并不意味着当前反腐败斗争可以松懈，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只要存在腐败问题产生的土壤和条件，反腐败斗争就一刻不能停”［2］。
特别是，腐败问题的产生往往与不正之风紧密联系，这就需要更加认真与谨慎地对待腐败治理。党的二十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要求，“突出常态长效深化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健全风腐同查同治工作机制，既‘由风查腐’又‘由腐纠风’”［3］。党的二十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进一步要求，未来工作还要“健全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同查同治机制，着力推动正风反腐一体深化”［4］。总书记对此着重强调，“坚持正风肃纪反腐相贯通，以‘贯通’严惩风腐交织问题，以‘同治’铲除风腐共性根源”［5］。这也是在科学研判中国当前反腐败形势下作出的政策性指引。例如，2024年9月，吉林省纪委监委连续发布4起公职人员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典型案例，指出其是典型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表现，常见于传统节日期间，与腐败问题深度交融，严重损害党的形象，败坏社会风气，干部群众反映强烈、深恶痛绝［6］。又如，2025年春节前夕，云南省为强化警示教育，持续坚决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对2起公职人员违规旅游典型案例进行公开通报［7］。在实践之中，一方面，某些腐败问题最初往往是由不正之风引起的，可能从一次接受宴请便打开了一个口子，于是接二连三地接受宴请，再到收受礼品、礼金直至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这便是常提的“由风及腐”现象；另一方面，不正之风与腐败问题往往交织在一起，在腐败问题之中常常会发现不正之风的身影，即“风腐交织”的现象。当前，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在全党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的通知》也为“风腐同查同治”提供了政策指引，即要“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8］。
总结201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简称《监察法》）颁布后，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发布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数据（1），更能够直观地看到当前反腐败斗争的形势依然复杂严峻。2018年4—12月，全国纪委监委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案件为54965件。2019—2024年期间，全国纪委监委历年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案件分别为73505件、133923件、104223件、95376件、107547件、225275件。据此，中共中央强调“风腐同查同治”有着现实性、紧迫性的要求，但学界对“风腐同查同治”这一治理模式尚未给予充分关注与回应，本文旨在进一步明确“风腐同查同治”的生成逻辑、价值意蕴以及实现路径，尝试为其赋予规范化、法治化内涵。
二、“风腐同查同治”的生成逻辑
（一）中国GCD人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腐败治理的思想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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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责任层面：完善“风腐同查同治”的责任追究
“风腐同查同治”是纪检监察机关权力行使的方式，但有权必有责，必须完善“风腐同查同治”的责任追究。一方面，在纪检监察机关对本不存在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党员、干部进行审查、调查、处置，或者在审查、调查后给予不当处置，这就需要进行责任追究。另一方面，在纪检监察机关对党员、干部存在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不作处理或处理过轻，这也需要进行责任追究。典型的如“四种形态”的不当转化。有学者对公职人员收受礼品、礼金的案例在一定范围内进行了统计，发现其中存在应当按受贿罪进行处理，但最终却作出了非罪化处置的情况［50］，这还有待进一步从法治层面予以规范。对于以上两大类情形，还应按照法律法规追究办案人员的责任。如《监督执纪工作规则》第71条规定，纪检监察机关工作人员有相关违纪违法犯罪行为的，依法追究有关责任；第72条规定，对于纪检监察机关在维护监督执纪工作纪律方面如有失职失责的，应当严肃问责。《政务处分法》第63条、第64条也规定了具体的处理办法。2024年最新修正的《监察法》第70条规定，应当依法对负有责任的领导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予以处理。如果纪检监察机关工作人员构成犯罪的，还应当按照《监察法》第75条规定追究其刑事责任。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为了更好地促使纪检监察机关责任追究的落实，如果纪检监察机关工作人员在“风腐同查同治”过程之中构成职务犯罪，此案件的办理应当交由检察机关进行侦查，发挥异体监督的功能。
另外，对于纪检监察机关的不当处置还需提供救济途径。如果公职人员认为自己是无辜的或者纪检监察机关的处理结果不当，可以依照《政务处分法》第55条申请复审、复核，依照《监察法》第56条申请复审、复核或《监察法》第69条进行申诉，如果纪检监察机关对有关人员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依法予以国家赔偿。
五、结语
监察体制改革已推行六年有余，学界对纪检监察领域的研究仍方兴未艾，还有诸多问题有待进一步探索，也迫切需要将实践中的经验上升为理论，其中便包括本文所探讨的“风腐同查同治”这一治理模式。应当说，“风腐同查同治”的特色性、本土性决定了其在纠正不正之风和矫治腐败问题上的旺盛生命力，势必于无声之处发挥最持久的震慑作用，最终实现朗朗乾坤与海晏河清。当然，本文仅从较为宏观层面厘清了“风腐同查同治”的生成逻辑、价值意蕴等，未来还需进一步总结实践经验，从微观层面进行深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