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刀刃向内”到“浴火重生”，自我革命本应是一场深层的自我剖析和思想洗礼。但当前仍有部分党员干部对其认识肤浅、理解片面，存在“为表而表、为改而改”的敷衍态度。在中心组学习中，有人读稿式发言，机械复述文件，不联系实际、不触及本质；在组织生活会上，有人轻描淡写谈问题，整改措施千篇一律、缺乏针对性。甚至还有干部将自我革命等同于民主生活会上的“规定动作”，会上泛泛而谈，会前“突击补课”、会后“无人问津”。某同志在民主生活会上只谈业务推进，不谈党性修养，其整改承诺更是停留在纸面，毫无落地抓手。

从整改台账看，存在“年年改、年年有”的重复性问题，部分下属单位自我革命传导断层明显，仍停留在口头动员和表面应付，呈现出“上热中温下冷”的倾向。调研发现，个别基层党组织对新形势下反腐败斗争的复杂性与延展性认识不足，对新型腐败、隐性腐败缺乏研判预案，制度设计滞后于问题演化，监督措施难以精准对接现实。

二、在增强党性方面，一些党员干部说归说、做归做，言行严重不一，做两面人。党性是立身之基，修养是从政之本。但部分班子成员在增强党性方面仍存在短板，表态多、行动少，喊口号容易、动真格困难。有的干部患有“好人主义”，在研究干部违纪问题时不敢正视、不愿较真，打着“保护积极性”的旗号为违纪行为开脱。有的在关键问题上态度暧昧、话语模糊，在意识形态工作研判会上回避核心、闪烁其词，缺乏政治立场与判断力。

组织生活方面，有的同志以“工作太忙”为由长期缺席，有的只把参加会议当任务完成，发言照搬照抄、批评避重就轻。部分支部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辣味”不足，相互“搭台唱戏”，蜻蜓点水；如某支部组织生活会上，批评集中于“学习不够”“调研不深”之类“温吞水”问题，掩盖了深层次矛盾。一些干部还存在“双重标准”，要求下属严守规矩，自己却迟到早退、自由散漫，损害了组织威信和党内生活的严肃性。

三、在权力规范运行方面，一些领导干部把权力操弄成生意经，不仅肆无忌惮，而且绞尽脑汁、花样翻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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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在从严监督执纪方面，一些地方和单位长期宽松软，或者搞选择性、阶段性的严，没有真正形成严的氛围，对党员干部身上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不及时提醒纠正，眼睁睁看着小毛病演化成大问题。

监督不是“隔岸观火”，执纪不能“隔靴搔痒”。一些地方和单位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缺乏“前置防火墙”，仍停留在“等出事再查”的惯性逻辑。如群众反映某干部作风问题，组织部门未及时谈话提醒，导致问题扩散升级。有的对多次违规接受宴请的干部仅作口头提醒，没有追责问责，助长了侥幸心理。

执纪问责上依然存在“好人主义”，顾虑过多、处理偏软。如对某干部违纪问题，考虑其即将退休，仅作轻度处理，未能形成有效震慑。警示教育“表演化”倾向明显，案例解析浅尝辄止、教育效果大打折扣。基层纪检干部力量薄弱，政策掌握不精准，存在“不会监督、不敢监督、监督乏力”的现实困境，致使监督执纪在最后一公里打滑失速。五、在落实管党治党责任方面，一些地方和单位帮着出了事的单位“捂盖子”、想大事化小，欺上瞒下，管党治党责任形同虚设。

全面从严治党是“顶层设计”，更是“落地施工”。但部分地方和单位责任传导层层递减，呈现“沙滩流水不到头”的尴尬局面。有的班子成员落实“一岗双责”态度模糊，存在“抓业务是本职、抓党建是副业”的思想误区。如某分管领导长期忽视党建工作安排，致使其分管部门党建缺乏计划性和组织力，出现“一手硬、一手软”的倾斜现象。

在督查问效方面，考核机制尚不健全，党建工作考评走过场，考核结果与干部选拔使用挂钩不紧密，不能真正发挥“指挥棒”作用。对巡视巡察整改推进不力，一些单位存在“对付应付”“纸上整改”现象，个别问题反复出现、屡禁不止。干部队伍日常教育缺乏抓手，“八小时外”监督仍是盲区，个别干部生活作风问题时有发生，暴露出管党治党的末梢神经尚未完全打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