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金融开放坚持稳中求进的总基调，采取渐进式开放模式，结合金融开放的基础条件、内外部形势等，寻求最佳的开放路径，把握开放节奏和力度，营造稳定的发展环境。实践证明，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金融开放之路非常成功，为实体经济的长期稳健增长提供了重要的金融支持。2023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和2024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擘画金融开放的远景。“十五五”时期，我国金融开放需要因时而进、因势而谋，做好前瞻性研判、系统性布局、整体性推进，更好地适应全球化重塑、产业链重组、大国博弈等百年变局加快演进的时代环境，充分把握潜在的发展机遇和管控可能的风险挑战，为推进金融强国建设、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和民族复兴伟业作出贡献。

一、客观看待我国金融开放取得的成效与不足

金融开放在本质上是允许金融活动中资金、机构、人员和数据等要素跨境双向自由流动的政策行为，扩大金融开放的一个重要基础性制度条件是本币的可自由兑换和汇率、利率的市场化，而避免过度、过快金融开放带来的金融风险则是永恒的政策考量。因此，推进金融开放是一个系统性工程，在我国经历了较长时期渐进式的制度设计，力求在货币政策独立性、汇率稳定和资本自由流动的“不可能三角”制约下取得次优解、贡献中国答案，为实体经济的长期稳健发展营造适宜的金融环境。在渐进性、管道式的开放路径下，我国金融开放的成效不断积累，金融开放在过去20多年间取得显著进展（表1）。

从法律意义上看，我国经常项目完全可自由兑换，资本和金融项目可兑换程度显著提高，到2024年仅有非居民发行股票、货币市场工具和衍生品业务等个别项目不可兑换；全部取消对银行、证券、保险、基金等领域外资金融机构的持股比例限制，并降低开业条件、允许设立分支机构、放宽营业范围和业务类型，境内外投资者通过RQFII、沪港通等渠道基本可以满足在金融市场的跨境投融资需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编制的贸易限制指数（STRI）广受引用，作为衡量服务业开放度的观测指标，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商业银行和保险业的STRI已分别从2014年的0.362和0.440下降到2024年的0.302和0.311（表1），其中保险业在51个经济体中开放度提升幅度最大。

从事实意义上看，可以用国际投资头寸及其与GDP的比值变化来衡量。2024年，我国对外资产和对外负债分别达到10.92万亿美元和6.92万亿美元，分别较2004年增长9.91倍和8.95倍；两者之和占GDP的比例达到91.4%，比2004年提升9.0个百分点。进一步从人民币国际化、金融机构开放和金融市场开放三个维度的进展事实，可以观察我国金融开放取得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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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书记经济思想“金融篇”是我国金融发展的理论指导，金融开放领域尤其要把握其理论要义和实践要求。特别要将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八个坚持”贯穿于金融开放道路设计的始终，防范在金融开放领域犯下方向性错误。金融开放要坚持党的领导和以人民为中心，以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把防控风险作为永恒主题，在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轨道推进开放实践创新，深化金融机构、金融市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统筹金融开放和安全，稳中求进推动金融开放进程。金融开放的顶层设计，要将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要求系统性地纳入考量，整体性谋划金融对外开放，在推进资金、金融数据、金融机构、金融人才、金融技术等要素的市场化改革、国际化发展，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支持培育新质生产力、扩大实体经济全球竞争力，健全宏观金融治理体系、夯实金融开放监管能力，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等方面，都要做好战略性布局。

二是适应国际环境重大变局的要求，重点谋划人民币国际化与金融机构国际化重大战略。全球化新变局下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深刻调整，将持续对我国对外开放重大格局带来影响，我国金融业的对外开放应服务于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需要，将扩大我国对外贸易与投资的全球竞争力作为重点金融支持方向，跟随企业“走出去”的重大战略变化，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和金融机构国际化发展，持续提升人民币国际地位、提升金融机构的全球布局能力和国际竞争力。未来推进中欧合作、全球南方合作、共建“一带一路”等仍将是中国突破中美大国博弈的重大战略选择，这将是人民币国际化、企业“走出去”的重点主攻方向，中国金融机构的国际化战略应当紧随趋势，加大对中东欧、RCEP成员国、“一带一路”共建国家、金砖国家等的布局力度。大型金融机构的国际化战略应体现差异性，突出特色优势，实现错位发展和有序竞争；中小金融机构国际化战略应当审慎实施，量力而为，重在结合自身专长打造区域性“精品金融机构”。

三是以加快建设上海和香港国际金融中心为牛鼻子，推动金融市场双向开放。上海和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是我国金融市场双向开放的主战场，是推动金融中心与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协同发展的主阵地。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巩固有赖于更加开放的中国经济、持续发挥“一国两制”独特优势，在建设人民币离岸市场、打造数字金融、绿色金融新赛道的竞争优势方面更有作为。上海应立足于长三角一体化的实体经济支撑，将自贸区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国际航运中心建设等与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有机融合，推动我国银行业市场、外汇市场、证券市场和航运金融服务等领域扩大开放，大力吸引外资机构、非银金融机构和专业服务机构聚集，在我国金融市场的双向开放中扮演重大角色。

四是积极拥抱数字技术，推进金融开放中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服务数字经济特别是数字贸易的发展。在数字化技术特别是人工智能技术快速迭代的环境下，数字经济在“十五五”期间成为我国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打造全球竞争力新优势的重要赛道。金融业的对外开放要积极拥抱数字技术、数字经济、数字贸易发展的新浪潮，大力推动数字化转型，推进跨境金融服务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例如，人民币国际化要积极拓展多边数字货币桥（mBridge）项目的推广与应用，扩展多币种跨境支付的应用场景，开拓人民币国际化新渠道；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国际化发展，应进一步发挥数字平台、APP的应用优势，降低对实体网点国际化扩张的依赖度；可通过监管机构与银行机构的协同，鼓励对境外成熟数字银行的投资并购与业务合作力度；与东道国大宗消费服务商、跨境数字贸易供应商等扩大业务合作，将跨境金融服务以标准化方式更好地嵌入客户的生产、生活场景。

五是高度重视开放条件下的金融风险，强化跨境金融监管能力，统筹金融开放和金融安全。跨境金融监管能力薄弱是过去我国金融开放受限的一个重要因素，在未来更大力度、更高水平、更广泛领域对外开放战略引领下，我国金融业要高度重视并强化跨境金融监管能力建设，实现对大国博弈深化、地缘政治动荡、国际金融风险演化冲击我国金融开放的有效风险管控。特别要做好反洗钱和制裁合规方面的相关工作，同时增强对数字化时代的技术风险、气候变化背景下转型金融风险、经济金融高度波动下跨境资本流动风险的管控能力。金融机构应强化数字技术的应用，强化智能风控能力建设，提升在金融开放条件下稳健经营发展的能力，为国际化经营保驾护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