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中国GCD发挥领导制度优势，成功使发展规划长期连续实施，将其上升为服务于现代化建设方向的国家社会协同机制，让发展规划得以在有序轨道上朝着明确目标稳步前行。而发展规划通过跨领域整合，实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及生态环境等多个维度均衡推进，带动了领域间的动态协调，为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制度创新与结构拓展提供了坚实支撑。党的二十大提出要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更加重视挖掘发展规划这一机制工具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价值、历史演进与创新逻辑，对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具有重大意义。
一、重要价值：中国GCD领导中国式现代化的必要方式
发展规划是中国GCD采用阶段性规划进行治国理政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必要方式，要义在于借助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计划）来谋策未来五年的主要经济社会发展议题，构设助推下一阶段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理念、目标、任务等义项。
（一）发展规划为现代化建设确立科学的发展理念
总书记指出：“发展理念是发展行动的先导，是管全局、管根本、管方向、管长远的东西，是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的集中体现。”发展规划从理念开始锚定现代化建设进行收集信息、分析研究、起草文件、组织实施和评估修订，彰显出发展理念与发展规划的密不可分。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强调要优化完善发展理念，指出实现“十三五”发展目标、破解发展难题、厚植发展优势，必须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由此构成“十三五”规划的发展主轴，引领着新常态背景下现代化建设进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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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尊重经济社会发展客观规律
中国GCD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内在规律的精准驾驭，是发展规划成功实施的关键。改革开放前夕，由于党对时代性社会历史阶段把握不够精确，致使社会主义建设进程面临诸多挑战。改革开放后，党系统反思既往探索中的得与失，结合具体历史和社会现实，扎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规律，提出中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规律性认识，综合考量了工业化进程、经济市场化成熟度、社会主义制度完善程度等多项指标，为发展规划的目标导向提供了框架性概览，有力促进了国家整体发展战略的深化实施。“八五”计划作为此基础上实施的首个“五年计划”，其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构建了开放格局，标志着改革开放进入快速发展期。中国GCD对社会主要矛盾规律的正确运用，是发展规划得以赓续的关键。马克思和恩格斯深入探究社会根本性冲突，系统构建社会结构基本矛盾的理论模型。运用马克思主义矛盾理论来阐述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中国GCD的重要经验。毛泽东同志在1937年8月撰写的《矛盾论》，为把握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提供了理论支撑。文中强调，事物发展进程中多种矛盾共存是常态，但其中必有一个主要矛盾，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1956年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确立后，党的八大提出新的社会主要矛盾，即人民对于建立先进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更新社会主要矛盾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随着改革开放发展，我国经济、科技和综合国力显著增长，社会生产力发生根本性跃升。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系列转化历程是社会主要矛盾聚焦现有社会供给背景下人民需求的真实演绎，而发展规划以“供给”满足“需求”，是需求层面向自身更高需求的途径。以“十四五”规划为例，其是社会主要矛盾规律体现的人民需求在达到全面小康基础上，统筹2035年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远景目标，达到接续规划展望的战略安排。
（三）站稳人民立场
回溯过去已实施或仍在执行的发展规划可知，各个时期的责任目标均指向“为了人民”这一核心使命。从“一五”计划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改善人民生活条件；到“十四五”规划聚焦创新驱动与民生福祉提升。在14个五年规划（计划）中，有的着力解决温饱，有的推动公共服务均等化，有的致力于生态环境保护。从基础设施到社会事业，从经济发展到民众生活，每个规划都以人民需求为导向，在不同阶段回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保障人民权益、增进人民福祉。此外，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发展规划内容总会涉及减贫板块，其有效促使超7.4亿中国人民摆脱贫困，占全球减贫人数的70％以上。这些成果离不开发展规划满足人民需求设定的总体目标，以及不同时期以人为主体的规划发展理念，如“发展才是硬道理”“以人为本”“绿色发展”等理念，符合了人民对未来的发展期盼，营造了广泛的社会共识。发展规划实施70多年历程中，“依靠人民”参与规划制定是一项重大经验。总书记强调：“五年规划编制涉及经济和社会发展方方面面，同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息息相关，要开门问策、集思广益，把加强顶层设计和坚持问计于民统一起来。”实际上，我国发展规划制定并非单纯编写或封闭决策，而是在党的领导下，遵循公开征集建议原则，鼓励各层次、各领域人民参与，同时结合中央顶层设计与地方基层实践，使规划成为公众认同与群体智慧的结晶。尤其自“九五”计划后，我国规划制定不断走向科学、民主与规范化，格外注重专业研究与效果评价。在“十四五”规划编制阶段，总书记亲自主持了7场高级别问计座谈会，采纳各界专家学者、基层群众观点建议，同时特邀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合会主要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发表看法，并在互联网上公开征集到超过100万条群众信息反馈，充分展示出发展规划依靠人民解决重大问题的突出特质。
总之，进一步实现发展规划的重要价值，需要继续结合当前我国多方面实际进行创新逻辑，坚持以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现代化思想为引领、尊重经济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站稳人民立场，才能让发展规划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与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