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郡县治，天下安；县域兴，国家强。”县域经济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基石，承载着乡村全面振兴、城乡融合、区域协调、共同富裕等多种功能，其数智化转型是在传统要素驱动渐弱背景下的必然之举和关键一环。近年来，数字经济依托数据要素和数字技术的双轮驱动，凭借知识革新、时空延展、融合赋能等开拓性力量，推动资本和劳动力传统要素，向以数字要素为核心动能的全新要素禀赋结构转变。数据要素和数字技术对禀赋结构的重塑，迫切要求基于全新禀赋结构的最优生产结构，作出适应性改变。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2024年数字乡村发展工作要点》强调，多措并举激发县域经济的数字活力。对此，根据县域经济数智化转型逻辑和不同发展类型选择数智化转型路径，显得尤为重要。

县域经济数智化转型开创县域“弯道超车”发展新局面

数字要素的嵌入，释放出知识革新、时空延展、融合赋能等开拓性力量，能够低成本弥合传统要素禀赋的缺位，畅通城市、县城、乡镇、村庄的资源要素双向流动渠道，重构县域传统产业的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全链条，全面释放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的融合效能，加速推动县域经济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轨跃升，开创县域“弯道超车”发展新局面。县域作为贯通城镇与乡村的复合区域，呈现出社会结构二元性、地理空间连通性、经济潜能广阔性以及行政功能完备性等特点，这也决定了县域经济的数智化转型是一项复杂工程。一方面，县域经济以农村为腹地、乡镇为纽带，其在人力、资本、产业、设施等方面的初级条件，与实现县域经济全方位数智化转型存在系统性差距，导致县域经济数智化跃迁难以通过静态“配置”一蹴而就，而是要通过动态“结构”演变逐步实现，避免县域数智化转型仅停留在蓝图构想阶段而难以付诸实践，或仅片面追求“盆景式”表面功夫而难有实际质效。另一方面，县域经济以县城为中心，肩负工业制造、城市服务、文旅赋能等多重使命，部分县域产业结构单一，缺少特色优势产业支撑，使得县域在数智化转型进程中面临更大的竞争压力。因此，县域经济数智化转型不能仅依靠现成的通用模板，还需立足县域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结合县域主体功能定位，紧扣县域发展类型及阶段，探索适用的新场景新模式，分类分阶段推进县域经济数智化转型。

随着战略性新兴产业、终端消费场景、多种电商渠道、返乡创业群体、头部创投机构纷纷布局下沉县域，部分县域敏锐捕捉到这一外部契机，朝着数字化赋能与智能化转型的方向，迅速转型升级。

然而，当前县域数字经济发展整体仍面临困难与挑战。对此，我们既要深入探析县域经济数智化跃迁的可行路径与分类举措，破除因沉没成本和既得利益共同束缚而形成的强路径依赖，又要赋能县域围绕资源要素盘活和特色产业培优，抢抓数字经济带来的跨越式发展机遇，聚力打造一批工业强县、农业富县、文旅名县、生态美县、贸易兴县、服务优县，全力打造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

县域经济数智化跃迁的阶段和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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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字县域产业大脑阶段，重点推进两种转型模式：跨境数字贸易服务平台模式和产业链协同平台模式。前者通过构建集销售对接、国际物流、跨境支付、智能报关等功能于一体的数字化贸易平台，为县域企业提供全链条外贸服务。平台既实现了全球采购商与本地生产厂商的高效对接，又通过数字化服务，显著降低了中小企业参与国际贸易的门槛和成本。后者依托工业互联网技术，整合县域内外贸企业的订单需求、物流配送、供应链数据，实现产业协同网络，提升县域外贸产业集群的整体效率和竞争力。

在数字城市生态体系阶段，重点推进两种创新模式：数据资产化运营模式和跨境数字自贸区模式。前者通过建立县域数据交易中心，构建完善的数据确权、定价与交易机制，并探索数据质押融资等业务，为外贸企业提供新的融资渠道和发展动能。后者充分对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国际经贸规则，运用区块链等技术，整合跨境数字物流、数字支付结算等资源，打造跨境电商综合服务平台。通过建设跨境数字自贸试验区，重点培育跨境电商、海外仓等外贸新业态，构建区域性数字贸易枢纽，提升县域企业在国际数字贸易体系中的参与度和话语权。

城市服务型县域。在数字县域企业转型阶段，主要形成了两种创新模式：行业精准服务模式和平台数智化模式。前者通过分行业组织企业供需对接会，引入定制化解决方案，如江苏扬州宝应县11家规模电磁线企业均已完成数字化诊断工作，部分企业更是已经实施了数字化智能化改造项目。后者重点推动企业级数字化系统的普及应用，包括ERP、CRM等管理系统部署，以及生产数据采集与可视化平台建设。

在数字县域产业大脑阶段，主要形成了两种创新模式：数智驱动的产业协同模式和产业治理模式。前者通过搭建行业级工业互联网平台，深度整合产业链上下游的供应链、研发和产能数据，并嵌入AI预测算法实现生产计划的智能优化。例如，浙江省余姚市围绕打造产业集群的目标，大力推进智能设备连接上下游企业，实现产业链供需智能匹配。数据驱动的产业治理模式通过构建县域产业地图与运行监测系统，对重点产业链进行全流程数字化监管，动态预警产能过剩风险，辅助政府制定精准产业政策。

在数字城市生态体系阶段，主要形成了两种创新模式：信用数据驱动的公共服务优化模式，以及智慧城市治理模式。前者通过建立科学的个人信用评价体系，将信用数据转化为可量化的服务权益，实现公共资源的精准配置。例如，天津市推出个人信用分“海河分”，有效破解了传统停车难、就诊难等问题。后者整合卫星遥感、超算中心等前沿技术，构建“空天地”一体化监测网络。又如，江苏省推进数字地下空间建设，将地质资源、管网数据纳入城市治理系统，实现灾害预警与资源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