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党的七大召开80周年。2022年10月27日，党的二十大闭幕不到一周，总书记带领中央政治局常委同志专程从北京前往延安，首站就来到杨家岭瞻仰中共七大会址。他指出，“党的七大在党的历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为党后来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指明了正确方向、开辟了正确道路”。他强调，延安革命旧址“是一本永远读不完的书，每次来都温故而知新”，要求“讲好杨家岭的故事、讲好党的七大的故事”。

1945年4月至6月召开的党的七大，为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制定了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使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达到空前统一和团结。七大在党的建设史上也具有里程碑意义。七大发展了毛泽东建党思想，对党的六大党章进行了重大修改和补充，正式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标志着中国GCD的成熟，为党领导人民去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深厚基础。

毛泽东关于党的建设的新论述及其意义

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发表了包括《论联合政府》、口头政治报告和结论等在内的重要报告和讲话，对党的自身建设的成就、经验作了深刻总结，极大丰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学说。

关于三大作风的概括，树立了中国GCD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概括了三大作风，即“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这是总结中国GCD24年光辉历史得出的重要结论，集中概括了GCD人的精神特质。

中国GCD是在同党内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错误作坚决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教条主义、经验主义，两者都是主观主义，是从不同的两极发生的东西。”其核心是犯了主观和客观相分裂，理论和实践相脱离的错误。因此，“必须使各级党的领导骨干都懂得，理论和实践这样密切地相结合，是我们GCD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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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风运动中，为了调整及精简中央领导机构，加强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中共中央于1943年3月在延安举行政治局会议，通过《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推定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并决定他为中央书记处主席；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中央书记处，根据中央政治局决定的方针处理日常工作，中央书记处讨论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权；刘少奇参加中共中央军委并任军委副主席。1944年5月至1945年4月，党的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在延安召开，全会选举主席团，毛泽东为主席团主席，决定全会期间由主席团处理中央日常工作。这样，就为党的七大正式选举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做了充分准备。

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在党的七大的报告和发言中，都高度评价了毛泽东的历史功绩，充分肯定了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刘少奇在《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说，中国GCD已经是一个拥有了自己伟大领袖的党，“这个领袖，就是我们党和现代中国革命的组织者与领导者——毛泽东同志”（《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19页）。任弼时在开幕典礼上的讲话中说，“毛泽东三个字不仅成为中国人民的旗帜，而且成为东方各民族争取解放的旗帜”（《任弼时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2024年版，第271页）。

在大会发言中，各方面选举的代表也高度公认了毛泽东的领袖地位。陈毅在发言中说，船载千斤，掌舵一人。“我们从党的历史上来看，毛主席是最会掌舵的，他在二十多年的工作中间，遇到过几次的严重关头，他都能把我们党和军队这个船挽救过来，并且引向正确方向，走的很稳”。

正是在这样高度共识的基础上，党的七大充分发扬民主，经过预选和无记名投票，选举产生由中央委员44人、候补中央委员33人组成新的中央委员会。会后召开的七届一中全会，选举毛泽东等13人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选举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事实证明，这是一个具有很高威信的、能够团结全党的坚强的领导集体。

党的七大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明确提出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的系列举措，制定和修改党章这一党内根本大法，选举坚强的领导集体，使中国GCD能够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而不断发展壮大，彰显出马克思主义政党巨大的制度优势，确立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反映了全党思想上、政治上的成熟。七大之后，全党同志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团结一致，为推进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努力奋斗，终于在1949年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历史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