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党的领导下，从革命到建设再到改革发展时期，经过100多年的实践探索，作为社科“五路大军”之一的社会组织，已发展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特别是对基层广大社会群体来说，社科类社会组织的存在与发展，能够让更多的人规范有序、协同高效、持续有力地参与到社科工作、文化事业、乃至社会治理中来。

以大调研破题，扑下身子、沉到一线、深耕基层，是新时期社科类社会组织（以下简称为“社会组织”或“社会团体”）积极服务党委政府决策、有力回应群众诉求，持续提升服务力，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有效途径。

二、通过社会团体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广泛发动群众，回应重大现实问题，是我党一贯以来的优良传统。

在五四时期，民众的觉醒和新思想的传播、内外矛盾的加剧和社会的动荡，为各种社团的产生提供了主客观条件。这一时期，李大钊、毛泽东等人发起了少年中国学会，邵飘萍、蔡元培等人发起了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特别是毛泽东创建的新民学会，恽代英创建的共存社，实际上是建党的尝试，是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实践。这些群团和组织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建党的理论准备做出了重要贡献，也促进了毛泽东思想中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与政策，关于解放农民的理论与政策的形成与发展。

在延安时期，在毛泽东等人的领导下，仅延安一地就成立了抗日战争研究会、中国现代史研究会、民族问题研究会、历史研究会、延安新哲学会、延安时事问题研究会等社科类研究团体，通过广泛开展调查研究和学术交流活动，重磅推出了《抗日战争丛书》《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社会科学概论》《回回民族问题》《近代世界革命史》《陕甘宁边区实录》《抗日民主根据地晋察冀边区》《战争中的日本帝国主义》等重要学术成果，有力支撑并策应了我党的抗战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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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以主题教育为牵引，以大调研为突破口，不断提升社会组织服务“两个先行”战略目标新能力。

浙江省社科联114家业务主管社会组织及其上万名社科专家，是“两个先行”战略目标的重要实践者和创新推动者。因此，以主题教育为牵引，以大调研为突破口——在大调研中深耕社会需求，校准自身定位，厚植发展动力，有针对性地查找、梳理、破解一系列制约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难题，充分发挥各社会组织广泛联动、创新突破的特色优势，全面提升服务“两个先行”战略目标的新能力，不仅意义重大，而且势在必行。

以大调研开局，找准制约难题，破解自身发展瓶颈。大调研是一种深入现实情境寻找问题策略的方法，也是社会组织自我突破、自我革新的重要路径。对于党和政府而言，相关管理部门要针对社会组织点多面广、结构松散的特点，采取多种调研方式，溯源社会组织的发展历程，明晰不同社会组织的性质定位，听取各社会组织从发起人到管理者再到普通会员的意见与诉求，把问题研究透彻，把措施提准提实。对社会组织自身而言，既要以大调研为路径，深入会员了解自身群体相关诉求，又要从更大层面深入自身业务覆盖对象，了解自身服务能力与水平，还要积极走出去，借鉴其他品牌化社会组织发展策略与实践，在对比分析与综合把脉中，明晰自身发展定位，梳理发展痛点症结。

以大调研开路，充分彰显众智，见证社会组织担当。大调研不只是一种路径方法，还是一种走出“象牙塔”走向社会念好“山海经”的理念与思维。而大调研之“大”，重在内容的精准。对社会组织的各类调研要切忌走马观花，要以“深、实、细、准、效”为导向，排除主题教育形式主义的“虚光”，要一针见血，深入社会组织发展肌理，聚焦调研内容，讲求针对性与实效性。同时，大调研之“大”，还重在以解决问题为根本。各主管部门不能对着问题想当然，对着标准讲要求，要甘当小学生，坚持群众中心，认真听取包括会员在内的社会各界意见建议，从而在大调研中破除社会组织急难愁盼问题，历史遗留的深层次问题，制约发展的重点难点问题；将一线会员和服务对象的意见整合起来，作为提升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的智慧之源、动力之源。

以大调研开方，着力强化保障，提升服务中心能力。以大调研为基础，务实、高效、有力地解决现实问题，是大调研最重要的目标与结果，也是推动社会组织改革发展的重要命题。因此，要在大调研中以找差距、补短板、抓落实的视角进行全面审视、自我评估、查摆整改，科学合理重新设定社会组织星级评定、年检评审、内部管理指标体系，优化社会组织各项管理规定，推动各社会组织明晰发展方向，优化工作制度，聚力服务发展。社会组织的力量如何体现，社会说了算，发展来评判。而增强社会组织的社会服务力，落脚点在于高品质的社会服务、高质量的发展效能。这就尤其需要我们在大调研中找准社会组织服务社会发展的切入点，延长引领协同联动三个“一号工程”的大支点、打造动员人民群众有序参与的共建点，从而以大调研为牵引，以社会组织服务发展服务大局的实效，检验主题教育工作成效。